在前不久的《南方周末》上，学者刘军宁发表了一篇文章称曾认为在其所研究的“险”学领域，当代国内学人没有能力提供所需的思想资源，受影响的多为西方的书和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我虽未做什么学的研究，只是业余爱好读书者，不过近来益产生与刘先生相同的念头：从西方书籍中获取思想资源，从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找到文字之美。
　　读古书还好说，我等文化水平之人，文言文大抵还能读懂一半以上，不过西学著作就碰到了语言上的麻烦。目前我这样的英语水平是无法读懂英文原著，更不用说其他语言了。只能依靠别人的翻译。不过从中文的角度来看，当前国内翻译特别是社科书籍翻译的水平的确参差不齐，我读过的著作中，印象比较好的是商务印书馆系列和台湾远流出版社的《韦伯全集》，印象最差的是凤凰集团出版翻译的汉娜·阿伦特系列，连后序都写得一塌糊涂。
　　今天的南都《阅读周刊》有两篇文章也谈到了这个翻译问题。羽良在为《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写的书评后做了一个旁论，直言该书翻译魏洪钟先生翻译水平和“信、达、雅”相差十万八千里，并提出了翻译社会成本问题，赵高翻译对那些对理论充满兴趣，却无暇或没有能力阅读英文原著的研究人士和非职业理论爱好者影响最大，而这些人恰是社会知识谱系中重要的知识传播中间阶层。
　　有意思的是后面专栏有个叫李湃的作者，估计以前也是在出版或翻译界的，分析了中国翻译界各阶层现状。作者把当今的翻译人群分为五个阶层，第一个是贵族阶层口译，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噼里啪啦在中外语言切换的人；第二是小资阶层翻译导游；第三是富农阶层商务翻译；第四阶层是苦力蓝领报纸、杂志翻译；第五阶层工人蓝领图书翻译。作者主要从收入方面划分了这么五大阶层。其实从语言功力方面来说，“苦力蓝领”所具备的素质应该是最高，偏偏收入最低。也许这也能够找到为什么当前学术翻译一团糟的一个原因了。毕竟现在是市场经济，本身本钱不差的苦力蓝领没有理由甘愿呆在底层吧。
　　李湃在文章的最后说：“或许什么时候翻译版税成为出版的惯例了，什么时候我们的图书翻译事业就有进步的可能了。”或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