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索尔仁尼琴离开了人世。
　　对于他的离去，中国知识界略显复杂心态。这位以反极权主义、反专制而获得中国相当部分知识分子青睐的作家在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态度上，让长期受到一分为二的世界观灌输的人颇为不屑，由此而产生了困惑：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有的时候，一些煞有其事摆出客观姿态企图全面去评价一个人其实很可笑，像索尔仁尼琴。如何评价一件事情，不同角度就有不同的看法。对索尔仁尼琴，我觉得传承比评价更加重要。对我而言，索氏至少有三重精神资源是需要我们仰视并传承的。
　　讲真话，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远的不熟悉就不说了，打上世纪80年代，深受文革折磨的巴金先生倡导“讲真话”，并配予官方的“实事求是”口号，“讲真话”在我们各个场合和媒体，到处可见。但这个口号我们已经喊了30年了，好听点地说，如果已经深入人心，那么也不用天天重复天天强调了。而巴老那本《随想录》，在我看来也就那么回事，也有人要体谅巴金当时写写这文章的环境，但不见得70年代的苏联就比80年代的中国环境要好很多呀，索氏为什么就能够写《古拉格群岛》。我想这不是一个胆量的问题，真话也不是要用一个度能够衡量。在我们这里，讲真话首先是一个姿态，一个态度，这就限制了我们对“真”的向往与崇敬，就如摆舞台POST，漂亮一点优雅一点掌声就多一点，不雅的会找来“嘘”声。如此而已。但在索氏这里，“真”首先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导向。这样，“真”首先是自我拯救于地狱的通途，而这条路要自己搭建，也要必须搭建，否则只能让自己置身于地狱之中。在这种精神指引之下，对真的向往便是一种必然。对真的信仰而不是对真的复述便是索氏第一重需仰视的精神资源。
　　被很多人解读为反专制、反极权的《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等文学巨著，在我看来，首先是触及人性的作品。重述不能触及灵魂的事物是徒劳的——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词中提到的一句话。索氏的每一部作品，也在小心翼翼避开这些徒劳。像《癌病房》，被很多人解读成为反“病瘤体制”的作品，这显然低估了索氏对艺术的把握与对人性的重塑。这部小说的价值在于通过病人科斯托格洛托夫、医生董佐娃等人在扭曲人格心灵的非常态的生活下，面对病魔和死神，在捍卫生命、爱情过程中，对人性的震撼描述。任何的东西，包括文学写作、经济、政治、法律方面的学术探讨或实践，若忽视了人的灵魂的存在，要么就是没有意义，要么就是很可怕。
　　索尔仁尼琴的第三重精神资源是质疑。看不懂他不受争议的一生就看不懂他争议的一生，对专政苏联政权的反抗、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尖锐批评、对叶利钦政府改革的抨击，变化的是批评的对象，不变的是他质疑的精神。有人笑索尔仁尼琴“只是一个反专制的文学斗士，其政治、经济、法律诸方面的认识离真理依然相距甚远。”（王永章《索尔仁尼琴，值得敬佩但不能神化》），但我亦不相信政治、经济、法律方面有绝对真理和无限靠近绝对真理的人的存在，如果还有此想法的人，若对此还有幻想者，不论他向左还是向右，最后都会走向地狱。于我看来，索尔仁尼琴对西方民主价值的质疑，恰恰是值得我们最为尊敬的地方。任何东西都不会完美，一个人如此，一种意识形态亦如此，如果如果质疑的声音就难有反思的力量，社会也就停滞不前。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质疑是反抗一切不合理的基础，也是自我完善的基础。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可贵的质疑精神，激发索氏对专制体制的思考和反抗，才有今天赞口不绝的《古拉格群岛》，而索尔仁尼琴本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他的观点在不断完善中。
　　索尔仁尼琴这三重精神资源，放到时下的中国来看，都是稀缺。传承是我们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对于这位老人，我们不必去神话，但也不必报太复杂的心态，想想自己应该做什么，应该更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