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在郭路生写下这些著名的诗句的一年，郭沫若先生的第六位公子离开人世，年仅26岁。
　　郭世英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成为“千古的疑案”，有的说他是自杀的，逃跑前留下一些字，“大意是说，他一心想投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不可能，既然这样，还不如去死。”，当然，也有的认为他不可能这么自杀，是被人迫害然后扔下楼。在此前一年，他的哥哥郭民英同样原因不明离开人世。郭世英生前曾经和张鹤慈、牟敦白等人成立了X诗社，1963年，也就是在诗社成立之后不久，有人向有关部门告发X诗社的离经叛道，可向而知其成员下场，或者因为当时有人刊载其父还是紧跟“伟人”后面摇头摆尾，郭世英没有并如其他几位成员一样被以“反动学生”定刑，只是下发到农场劳动，然而他毕竟没有逃脱时代的残酷，1968年郭世英成为“文革”的第五个回合（陈伯达语）的牺牲品，他那曾经发出“我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吼叫，后又写下“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之类滑稽的“诗句”的父亲，没有能够保住他。

　　根据张鹤慈提供的资料，郭世英在６２年给父亲写信的时候，附了一首诗《孤雁》，开头是这么写的“那是最后的一片雪/那是最后的一次结冰/啊——寒冬/你终要过去了/人们期盼着春天的来临”那时候的郭世英是“相信未来”的，到了１９６３年，在他与牟敦白最后一次谈话中，抽着烟的他说道：“我在中学时代是‘正统的’，我真诚相信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我们渐渐成熟了，视野开拓了……我应该独立思考……”时代没有给他独立思考的机会，无论自杀与否，他在他不愿离开的时候离开了人世！　　
　　与郭世英的“贵族”出生不同，郭路生平民出身。他应该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沉沦的圣殿》编者称他是“真正、也是唯一带着作品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的诗人”。他在1968年写下的名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如今读来依然还有震撼力，“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在全民歌颂红太阳、诗歌政治化、共性化的声潮中，郭路生抽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丝声音。我们可以看背景，这首诗是郭路生在去山西插队的火车上写的，当时全国正是文革初期，“知青运动”才开始，因此对上山下乡的态度，当时的社会环境正处于一种失去理性的支持狂热潮中，这首诗歌将政治的正确性与领袖的伟大性色彩褪掉，将一个知青对即将到来的未来的恐惧、怀疑，对亲情、故土的眷恋将政治赤裸裸流于笔下。同样在当时也是地下诗人的马佳认为，郭路生毕竟是生活在那个歌颂的时代，因此他还是属于歌颂的。这点我相信，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褪掉时代的色彩，在郭路生另外一首名作《相信未来》中，我们可以看到如同“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这样神来之笔，“失望的灰烬”“凄凉的大地”等类映射一个灰暗时代的词语，整首诗在表达一个迷惘时代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的期望，同时和当时社会的“颂”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合拍。
　　大凡诗人都有一些童真，对时代或者说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将人生理想寄托于未来的世界，而本身却又不得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应该是一个真正诗人最痛苦的事情。20岁的郭路生还用手指天边的排浪，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24岁的他已经开始跌倒在社会生活的尘埃中了，25岁，他被诊断为有精神分裂症，也不知道后来躺在精神医院中接受治疗的郭路生，在看他早期作品《相信未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触——在中国，什么样的未来可以相信呢？对人生的憧憬和未来的前程与现实中的反差，造成了郭路生的“疯”可以理解，那么有些诗人装疯则不可理喻了。
　　周舵在回忆白洋淀诗人多多的文章《当年最好的朋友》一文中无不愤怒地写道“烟、酒、女人和装疯卖傻是诗人气质的四大要件。这四样缺少一件，别人会觉得你不像是诗人，尔后诗人自己也会惭愧起来，赶紧去设法补上。总之，要把自己弄得愈是不类常人，便愈好，愈像诗人”作为当年最好的朋友，周舵惋惜痛心多多在成为诗人之后的诗人气质化（主要是喝酒），因为这个闹得两人最后连朋友也没办法做。周舵对“诗人气质”的指责，我认为是有一定的道理，不一定只是四大件上，更为重要的是心理或思想上。若心中的理想或对生活理解的执着与现实发生冲突，因而走向偏差，并无可指责，相反是要尊敬的，如郭路生。但若只是为了表现与众不同而故意走偏，本来健康的心理非得往暗处钻，这只能说是无知。对于周舵的指责，我没有看到多多的回应和辩解，不好就此人此事做评论，但在王伟明对顾城的访谈中，我似乎嗅到了这么一点啊味道。顾城在回答的时候说：“我是一个偏执的人，喜欢绝对。朋友在给我做过心理测试后警告我：要小心发疯……我一直在走各种极端，一直在裁判自己。在我声明里总有锋利的剑，变幻的长披风，有黑鸽子和圣女崇拜。我生怕学会宽恕自己。”放在整篇访谈的情景对话中，并未看出顾城对自己心理这种偏执的担忧，相反倒流露出几丝自豪感，看得让人心惊胆颤。如果顾城当初意识到这是一种“恶”，或许他就不会以锋利的斧头来结束他的一切了！
　　从郭世英的X诗社，到郭路生，再到白洋淀的诗人群，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极为浓重的一笔，但却长期被人为埋藏在地下，在地下流传，即便在民间获得再大的流传广度和赞许——像当年郭路生的诗歌——地上的公开的一面，依然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沉沦的圣殿》也由此得名。然而是否真的是“沉沦”呢？我宁愿称为“沉淀”我向来不认为这个世界能够有异口同声、万人齐步的时候，即便在最暗的黑夜也会有幽光的闪现。如今思想界常常提起的顾准、遇罗克、张中晓即是暗夜中闪亮的幽光，诗歌同样如此，有“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也有“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也“相信未来”，这些幽光的闪现，不可能就这么一划而过，只要是火种，他会有燃烧的一天——至少，他为未来的涅磐准备好燃料。正是因为有郭路生、白洋淀诗人这些人的积累和沉淀，才有了《今天》的爆发。当然，在积累到爆发之间并非紧密接壤，它们中间有这么一座桥，桥的名字叫赵一凡。赵一凡病残之人，在赵一凡去世后，《今天》编辑部的讣告这么写“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进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资料的收存和整理。在文化专制期间，他保存了被称之为‘地下文坛’的大量珍贵的文字资料……”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化专制的时代，这类人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今天》才出版了两年时间，但在前4—5期的大部分稿件是他提供的。
　　在经过了差不多十年的准备，民刊《今天》开始出现，《今天》虽然只有短短两年时间就被迫停刊（89年后在海外复刊），但它的影响极为深远，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一席。北岛、芒克、阿城等这些《今天》的创办人，如今还继续影响中国的文化界。

（未完待续）